2020年，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深度报道引起了公众对网约车、外卖平台的热烈讨论。文章指出的现象并不新鲜：算法宰制、平台剥削和用户共谋导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面临艰苦的工作条件，包括平台、乘客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因雇佣关系模糊而导致的不确定性。
从该文发表至今，我们在享受平台带来的便利与工作机会的同时，也苦于其垄断、技术控制，及其带来的剥削、隐私侵犯等问题。平台经济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复杂多样的影响，又如何“征服”了包括我们在内的各种社会成员？学者由此构筑了“平台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旨在探讨推动了平台的发展，且又被平台推动了的技术、资本与人的互动，反思平台的发展历程并展望其未来。
一、平台的作用及其混杂多样的社会影响
平台是什么？这是科技公司、用户和研究者最难回答的问题。数字平台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渗透使我们很难定义其边界。同时，“平台”一词所包含的平等、便利、科技创新等正面内涵也使科技公司、政府等乐于将其构建的各种技术与商业模式统称为“平台”。
如美国传播学者格莱斯皮（TarletonGillespie）所述，科技公司选择性地将产品和服务包装为技术平台、中介平台、创造工作机会的平台或作为平等发声渠道的平台，以迎合政策制定者、劳动者和用户的偏好。既然平台的意涵如此多重含混，我们不妨用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思路来理解它们：绕开定义，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探究、总结它们做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影响。
创新孵化器
平台最初以共享经济的面貌出现，利用先进的通信与数字技术，帮助将闲置物品、车辆、房屋与需要它们的用户匹配，削弱了中间商的权力，降低了交易成本。特别是在就业和创新上，共享经济利用自动化技术，鼓励非专业人士从事特定工作，降低了许多传统行业的从业门槛，帮助普通人进行小微创业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但部分平台在金融资本的助力下迅速成长为科技巨头，垄断了交易和劳动参与渠道，与创新孵化器渐行渐远。与普通人积极创业的图景相反，这些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发展出了自上而下的精密劳动控制，构筑了“数字牢笼”，成为劳动不稳定化的加速器。
数字牢笼的技术策略
平台通过削弱和瓦解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构筑了数字牢笼。美国学者罗森布拉特（AlexRosenblat）指出，这种削弱和瓦解首先源于平台算法导致的去技能化与信息不对称。
Uberland,AlexRosenblat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18
不同于传统制造业中由自动化技术直接拆分、代替劳动，平台劳动者仍须完成大部分劳动过程，但其每一步决策都受平台算法的影响。平台搜集大量劳动者与用户的行为数据，并将每个劳动者看作孤立的数据点，根据全局性需求为其做工作决策。然而，具体工作场景中的劳动者倾向于从自身的工作、生活和具体时空环境出发进行决策。
于是，平台算法的工作决策与劳动者的出发点不同，在劳动者看来是完全不透明且充满随机性的，也无法将复杂的具体工作场景中的所有因素纳入考量。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劳动者技能的重点从完成服务本身变为应对算法对劳动的干涉。
以网约车为例，除揽客，网约车司机须参与所有与传统出租车司机相同的劳动步骤；在揽客时，算法控制了司机的揽客区域和乘客类型，迫使其行驶相应的调度距离和应对自己可能不愿搭载的乘客（如夜间醉酒的乘客）；
在寻路时，由算法给出路线，往往让有经验的司机无法自行寻路，陷入不必要的拥堵，同时司机还须付出沟通和情绪劳动，与乘客商议其他路线，平复乘客与自己的烦躁情绪；下一单的质量和区域仍由算法决定，司机无法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之后的巡游策略；在决定工作时间时，司机看似自由，却受到平台奖励策略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劳动者与平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劳动技能大都用于应对算法决策与实际劳动场景的冲突，且这些技能是即兴、碎片化的，往往无助于劳动者掌握整个劳动过程；由于平台算法不透明且不断迭代，且不同平台的算法各不相同，这些技能也很难迁移至其他劳动场景，帮助劳动者获得议价权；同时，在算法无所不能的话语和想象下，应对算法的劳动与技能往往不被看见。
数字牢笼的组织策略
除在技术上干涉劳动过程，平台也利用组织和文化策略来构筑软性的数字牢笼。
社会学家郑广怀认为，平台经济中存在“老板游戏”现象，即科技公司将平台劳动设置为打怪升级的游戏，将自身包装为创造均等就业与创业机会的平台，宣称“人人都能当老板”，一方面利用很难实现的美好未来和从劳动中获取奖励的正向反馈引诱劳动者增加劳动强度甚至付出无回报的额外劳动，另一方面强化其自我奋斗、为自己负责的心态，避免其质疑平台规则。算法的应用使平台比传统雇主在制定工作规则、设计奖惩制度上更加得心应手，所以“老板游戏”能在平台经济中被轻易执行。
与游戏化相辅相成的规范、象征和文化策略是将劳动者原子化。美国管理学学者凯洛格（CatherineKellogg）指出，匹配算法和自动化技术让平台得以从社会各阶层与群体中招募劳动者，使其在各自分离的场所工作。
传播学学者孙萍认为，平台的控制对象由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故其并不在乎劳动者是谁，只需确保有劳动者在特定时间、地点按平台的要求付出劳动。因此，缺乏相似社会背景与人生经历，又被剥夺了稳定且具有社群性的工作场所的劳动者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不仅难以组织起来与平台议价，还容易被平台用服务品类、抢单或竞标制度等机制“分而治之”，加入不断卷工时、卷服务的恶性逐底竞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对此毫无办法。管理学学者拉赫曼（HatimRahman）就探讨过劳动者克服原子化倾向的努力，比如通过结成同业联盟以控制一定范围内的供给，或与客户私下联系操纵评分。
不稳定化的加速器
创新孵化器和数字牢笼的视角都强调平台在传统技术、商业和组织模式上的变革性，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长期以来劳动不稳定化大趋势的最新表现。
美国社会学家卡利博格（ArneKalleberg）、瓦拉斯（StevenVallas）和英国经济学家斯坦丁（GuyStanding）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放任企业和资本持续削减劳工福利和劳动保障，第三世界则长期缺乏这些福利和保障；同时，通信技术发展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使工作内容、岗位数量和空间分布逐渐灵活化。这些趋势使劳动者不断零工化，在就业上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平台经济只是这种长期不稳定化趋势的最新表现和加速器。
这种观点虽然揭示了平台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但忽略了具体技术在日常劳动场景和工作体验中的作用。例如，上文所述算法对劳动过程的干涉和劳动技能重点的转向就无法用大而化之的零工化趋势解释。另外，这种观点也忽略了平台劳动者的社会背景和工作体验的多样性。
AftertheGig,JulietB.Schor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21
美国经济社会学家舒尔（JulietSchor）等提出了“平台依赖”（platformdependency）的概念：平台劳动者的工作体验与其对平台工作收入的依赖程度呈负相关——对全靠平台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来说，平台工作往往意味着控制与剥削；兼职工作者则持正面态度，认为平台提供了额外收入，丰富了工作经验与机会。所以，不能将平台一概称为不稳定化加速器。
二、反思平台发展
上述讨论促使我们思考：造成这些影响的平台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的？我们往往认为这个过程是技术和资本基于其先进特点和强大力量的自然扩张，然而现实远非如此。
“自然扩张”论
学界亦有不少学者持与大众观点类似的“自然扩张”论。不同于上节所述学者将平台的成功归结为其实现了创新灵活的劳动控制与剥削模式，普朗廷（Jean-ChristophePlantin）等传播学者认为，平台的成功基于其模块化、可编程性和参与性的技术特点，使得平台易于在不同社会经济部门间迁移，且让用户易于参与内容和服务的生产过程。
利用这些特点，平台公司不断接触、绑定平台外业务，平台外的运营者也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pletProgramInterface）将其业务接入平台。这种交互过程被称为“平台化”。平台化的不断推进，使平台具备了较大的规模和广泛的可达性，由此深深嵌入社会生活，实现基础设施化。在平台化与基础设施化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生活不断被平台改变，从而形成传播学者范·戴克（JosévanDijck）笔下的“平台社会”。
ThePlatformSociety
JosévanDijck/ThomasPoell/MartijndeWaa
OxfordUniversityPress2018
这些探讨帮助我们从宏观把握平台的发展，但也不自觉地将平台的技术与商业特点等同于其发展历程，假设某一平台只要具备某些“正确”的技术与商业特点就能成功。将平台的发展阶段简单概括为平台化和基础设施化，并无法解释其如何达到这些阶段，创新灵活的劳动控制和剥削也不能保证平台能吸引并长期留住劳动者。
细观各种平台，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历程绝非用这些特征就能概括：一方面，其技术与商业走向被具体的时空背景和社会语境形塑，总处于变动之中，不同社会的平台形态亦不相同；另一方面，其发展与扩张依赖许多非技术因素的“强行推动”与需求制造。这些过程多样而曲折，充满偶然性。
多样、曲折与非技术因素
让我们以技术基础设施的一例来探讨具体时空背景和社会语境对平台发展的影响。为何在移动支付平台的发展历程中，嵌入社交工具的二维码成了中国移动支付的主要形态，却在西方社会发展有限？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信用卡和个人电脑普及度在中西社会的差异。西方社会信用卡普及度高，个人电脑普及时间也较长，用户要么线下用信用卡支付，要么通过个人电脑的浏览器登入商家网站，输入信用卡信息进行线上支付。即使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西方移动支付的主要渠道仍是通过手机应用连接信用卡。
中国社会则在信用卡和个人电脑普及晚、普及度不高的情况下，跨越式地进入了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时代。没有信用卡和电脑浏览器的路径依赖，二维码这一全新的支付技术得以在中国顺畅普及。
再以金融资本和人力推广的一例来探讨非技术因素对平台发展的作用。网约车平台得以在中国快速扩张，技术仅是基础，通过补贴主动吸引司机和乘客才是关键。根据笔者的研究，许多传统出租车司机刚开始并不清楚打车软件技术原理，对其带来的便利也不感兴趣，吸引其下载使用打车软件的主要是其返现和奖励。
补贴源自金融资本的支持，但后者亦未完全被某打车软件的技术与商业模式说服，遑论2015年前它还未探索出可行的盈利模式。相反，每轮的投资人更多被科技创新话语的紧迫感裹挟，其投资决策主要基于如何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将这一平台包装为“有希望”的平台，以从下轮的投资者处获得资本回报。
基层员工的劳动和用户不经意的免费推广也在网约车平台的扩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打车软件在扩张早期都雇用了大量人员在司机常聚集的地点宣传自家平台的优势，说明平台的奖励政策，并教授司机使用平台和移动支付。
而在支付平台的案例中，某移动支付软件的推广大大受益于“抢红包”游戏的风靡：在阖家欢庆的节日气氛中，帮助平时不使用移动支付工具的长辈加入游戏的晚辈们，无意中成为扩大移动支付市场覆盖的免费劳动力。
三、对平台的讨论并非理所当然
从STS的视角出发，我们得以抛开风靡一时的科技创新话语和决定论，在特定时空背景和社会语境中审视平台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在感叹平台的便利、担忧平台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平台的扩张及其影响绝非必然，也无法用普遍性结论简单概括，而是多样、曲折、混杂且偶然的。这些扩张和影响不单纯是某种技术的作用，所有具体的社会因素，包括我们自己，都对平台当下的存在施加了影响并“负有责任”。所以，要理解、改变平台，须从身边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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